1988年4月，已经60岁的杨善洲光荣退休了。
杨善洲在地方工作多年，从1950年在老家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算起，一辈子扎根在云南，先后担任过施甸区委副书记、书记、县委书记、保山地委书记。
退休之前，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代表省委专程找他谈话：
面对省委给自己的照顾，杨善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草鞋书记杨善洲是云南施甸姚关镇陡坡行政村大柳水自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孩子，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在老家务农为生。
据曾在龙陵县担任过政协副主席的张早发回忆称：
1944年下，中国远征军在滇西抗战大反攻，杨善洲参加了当地的民夫运输队，帮助军队挑粮食、运子弹，那时给军队负责运送物资，无疑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那个年代条件简陋，往前线运送补给，都是靠肩扛手挑，一个来回就是上百公里，沿途还时常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虽然很艰苦，但是杨善洲却始终没有怨言，尽管年轻时受的教育不多，但面对日寇侵略时，杨善洲还是觉得，自己应该为抗日出一把力。
因为每天都要送，杨善洲的肩膀被磨破，脚上的草鞋烂了一双又一双，脚底板上也起了血泡，但杨善洲却硬是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坚持下来。
一次杨善洲与表弟运送物资到龙陵前线，在乘竹筏过江时，碰上了日军飞机轰炸，表弟不慎坠江，被汹涌的江水卷走，虽然人后来是被救了上来，物资也都送到前线，但是表弟的命也丢掉了大半，回到家以后，虚弱的表弟大病了一场，仅3天就去世了。
吃了无尽苦头的杨善洲，晚年回忆自己在抗战时的经历，曾深有感触地说：
让杨善洲特别感激的是，滇西大反攻时，他被选进了担架队，那时龙陵作为前线主战场，一路上道路崎岖，悬崖峭壁，幸运的是，同村的汤叔对他十分照顾。每次上山行走在悬崖峭壁之间，汤叔都会用一根绳子拴着他，免得他掉下山崖去，抬担架时，汤叔也特意将重的一头放在自己这边，杨善洲特别感激汤叔的恩情，从此以后心里了树立了一个理想：
尽管后来杨善洲当了官，但对当年立下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忘记。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杨善洲才在老家参加了乡农会、武装队。
从1951年开始，杨善洲就参与了施甸县摆马乡政府的工作，到1953年8月，杨善洲已经调任到了施甸区委，担任区委副书记。
1952年11月，杨善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家里祖祖辈辈儿都是农民，到了杨善洲这一代，总算是出了一个官，可以算得上是光宗耀祖了。
可杨善洲很少待在机关工作，一年到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乡下跑，他头上戴着草帽、脚上穿着草鞋，随身就带着锄头、镰刀、嫁接刀，碰上插秧就插秧、碰上收稻就收稻，只要让他注意到了谁家田里野草高了，他也会下田地锄两把。
老百姓吃什么，杨善洲也跟着吃什么，吃完了以后还要结账。
可大多数熟悉杨善洲的人，在谈论起他来，总是会说，即便是当了官，杨善洲依然如“邻家老农”一样，让人感觉亲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杨善洲担任保山县委副书记、施甸县委书记。
1963年，施甸县人民吃不饱饭，生活十分贫穷，工作人员被要求下乡支农。由于过分强调在劳动中教学，因而挤占了很多学习的时间，教学任务完不成，学生的学习成绩急剧下滑，整个教育处于混乱之中。
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杨善洲立即做出了指示：
杨善洲很重视地方教育工作，不仅仅是支持学生的教育工作，还在全县建了很多半工半读的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杨善洲为此不辞劳苦的走在田地间，向群众宣传学习知识的好处。
杨善洲在任期间辛勤为民，自己却贫苦一生。
一直到1988年4月，杨善洲从云南保山地委书记的职务退休下来，他都没有能力为老家盖一所房子，他们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房子。
在杨善洲去世以后，家里的亲属从老人收藏的信件和笔记本中，找到了一封泛黄的信。这封信是1970年全家人委托大女婿给杨善洲写来的，信中反映的是老家的房子太破的问题。
可杨善洲自己也没有足够的钱修房子，他在百忙之中又专程回了一封信：
1995年，杨善洲的子女们借钱凑了5万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盖了一间新房，一家几口人为了还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杨善洲妻子张玉珍向老伴儿求助：“你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债。”
结果杨善洲搜罗了全部积蓄，也只凑出了9600元，老伴儿不可置信地看着这点钱问：“你几十年就攒了这么一点钱？”杨善洲却瞪了老伴一眼：“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
因为压力实在太大，后来在杨善洲做主下，家里又把盖好的房子卖了出去。
退休回老家种树1988年4月，杨善洲退休了，面对省委让他到昆明定居的安排，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早在前一个月，即1988年3月1日，施甸县就成立了大亮山林场指挥部、大亮山林场管理委员会，由杨善洲任指挥长，杨光壁任副总指挥长。
杨善洲对于种树，似乎一直有着深厚的情感。
张早发曾回忆起一件往事。
1980年12月15日，杨善洲赴龙陵调研勐兴（现勐糯镇）糖厂厂部建设情况，从勐兴公社离开到象达公社甘寨大队垭口时，杨善洲注意到，道路两旁有一片野生的观音竹，长势十分茂盛。
杨善洲当即命令司机在路边靠下，指着那片观音竹对人说：
让跟随的龙陵县委工作人员诧异的是，杨善洲竟然从后备箱中直接拿出锄头，事后张早发才知道，杨善洲下乡调研，随身带着锄头是家常便饭，一方面局限于保山当地交通条件落后，一旦遇上塌方，他就能随时拿出锄头来开路，另一方面，和杨善洲喜欢种树栽花等绿色植物也有关系。
退休以后，杨善洲选择回到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
杨善洲在到大亮山之前，曾对当地的生态有过一定程度的了解。由于过度的放牧垦殖，在杨善洲进山之前，大亮山南面就是一片荒地，到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落后，人们在当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毁林开荒，然而因为缺乏科学的引导，地是开出来了，但收成却很少，大亮山的生态被破坏后，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山泉逐渐干涸，当地人就连饮水也出现困难，必须要到几公里以外去挑水。
因为吃不饱饭，农民只能进一步毁林开荒，增大耕地面积，然后一步步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一人种三亩，三亩吃不饱”成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真实写照。
六十年代初，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就曾注意到大亮山荒凉的景象，那时的杨善洲心里就有了在大亮山种树的想法。
退休前两年，杨善洲还曾两次到大亮山考察，当地老百姓一听说杨善洲要回来在这儿种树，一个个纷纷劝他：
可这一切并没有让杨善洲放弃自己的想法，他耐心地劝导乡民：
杨善洲初到大亮山植树造林，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曾担任过大亮山林场第一任场长的蒋从德在接受采访时就曾回忆过当年的艰辛。
一开始大家住的都是窝棚，杨善洲刚到山上时，主持指挥部开会，也是在一个绿叶子窝棚里面开的，那时杨善洲给自己定的指标是先开挖整理100亩育苗基地，来确保造林1000亩整地育苗。
住了一段时间用树枝搭建起来的窝棚，房子盖起来了。房子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材料，房顶儿用油毡铺盖防水，用树棍做栅栏。尽管这样的屋子能够通风透气，但对于山里的气候来讲，还是太冷了。
蒋从德回忆称：
一直到后来，有人生病了，这才有用油毛毡在屋子里面加了一层用于防寒。
在大山里居住生活多年，基本上所有的工具，杨善洲都是就地取材，那些仅花了7000元就盖起来的40多间油毡房，杨善洲一住就是九年，屋子里大部分的家具也是如此，桌椅板凳床铺都是自己制造，晚上照明没有电，杨善洲给所有人的屋子里买了一盏马灯。
到1990年，林场准备修公路，为了省钱，杨善洲自己找了几个人，用简陋的仪器自己干，一条14公里的山路，前后花了只有一万元。
一次，副省长黄炳生来大亮山林场视察，看到杨善洲居住的条件很简陋，十分痛心，立即拨款给林场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房子，然而杨善洲却把房子让给了林场的技术员居住，自己坚持住油毛毡棚
大亮山农场一挂牌，杨善洲就开始忙碌，虽然他不是场长，但是比场长还要忙碌。
杨善洲在大亮山上餐风饮露，使得大亮山重新焕发出了绿色的生机，他不仅仅推动了大亮山植树造林，还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力推动林场的种植经济作物，使得林场不仅能实现自给自足，还有了盈余。而且随着近些年来不断的发展，林场还推动了当地旅游产业资源，包括杨善洲当年住过的油毡房
“我早就说过，自己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值得一提的是，杨善洲到大亮山义务承包林场植树造林，是不拿林场给的工资的，后来林场遇到困难，发不出工资，杨善洲就用自己的退休金发，对此他也有自己的解释：
为此林场场长白洪学与杨善洲谈了很多次。
杨善洲一听这话，当即睁圆了双眼，怒着顶了回去：
在林场强烈的要求下，杨善洲才接受了每个月70元的伙食补助，到1996年因为物价上涨，杨善洲的伙食补助又上调到了100元。
保山地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得知了杨善洲的情况以后，特别邀请杨善洲来他们这里做顾问，每月工资1000元，杨善洲直接婉拒：
考虑到他如此操劳，林场几次要给他照顾，但杨善洲坚持不肯，哪怕只是简单地开个小灶，杨善洲都坚持不许。几年风里来雨里去，唯一的一次请假，是在1990年过年，杨善洲的母亲病重，他发现母亲走路时摇摇晃晃，于心不忍，后来在母亲床前专门搭了一张小床，陪伴在母亲身边，直到9天后，杨善洲的母亲病故。
因为常年忙于公事，杨善洲对家里照顾很少，尤其是对妻子张玉珍。
1996年，张玉珍患胆结石住院，因为一开始很疼，杨善洲心里很焦虑，但那时正值林场种树的关键时节，杨善洲只好嘱咐司机将妻子送到医院，自己选择留下种树，一直到3天以后，杨善洲才风尘仆仆的赶到医院。
为林场操劳一辈子的杨善洲，创造了3亿多元的价值，直到2009年，杨善洲将大亮山林场的
经营权无偿交给国家。施甸县政府决定奖励给他十万元，然而却被杨善洲当场谢绝：
保山市委市政府后来又决定，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杨善洲一开始坚持不要，后来经人再三劝说后，最终选择接受，但这些钱杨善洲也是分文不取，其中十万元，老人捐给了10万元捐给保山第一中学，3万元捐给林场建瞭望哨，还有3万元捐给山下老百姓修澡堂。
最后，杨善洲留了4万元给老伴儿，留给了他一生愧疚的老伴儿。
杨善洲几次拒绝对自己的照顾，早在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县委书记时，组织上就考虑将他爱人全部转为城镇户口，那个年代城镇户口还是很金贵的，但杨善洲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1978年，根据组织上的规定，除了杨善洲的大女儿外，他的妻子、母亲以及不满16周岁的子女都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但组织上将填报的表格交给他以后，却又被他转手塞进抽屉：
这张表格后来一直压在杨善洲的箱底，一直到他去世，这张表格才又被翻了出来。
一生甘于奉献，如此平庸却又如此伟大，杨善洲一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